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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本，是我所出版的第十本歌集。這一本中所集的四十支歌，與前九本不同之點有二：一爲曲子皆「摸塌口」，有關「摸塌口」，請參閱刊登在光華雜誌十八期的拙文「七支歌」；一爲歌詞除「根本人理」而外，都是詩，且都是我的詩。
　　「摸塌口」的特徵，就是能使哼唱者的衷心明朗，而充滿生的歡喜；這一點，也是「摸塌口」對人類的最大貢獻。除此而外，「摸塌口」又最能觸動人的衷心。其所以如此，乃因它切實地表現了人心眞我的最純眞生命律動。因此，從前未能表現於曲中的我國固有正氣，「摸塌口」終能表現出來了。「長存」，就是表現出孟子、文天祥的浩然、凛然正氣之歌。
　　「摸塌口」的另一個特徵，就是詩與曲的絕對調和；且其詩，又必爲直接由眞我流露出來的才調和得上。所以，其詩若非很純眞，則便不能配上「摸塌口」，而作成歌了。歌曲、歌詞的合一，且其歌詞又必爲人心眞我內涵的直接表現，這就是「摸塌口」的此特徵。
　　我所作之歌，其曲子的節奏，皆爲四分之四。其理由，乃太陽界的光的律動，都是一個律動中含有四個震顫所致，這是光、能即生命的最原本動態。在我們現象界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和「四」維繫着很深緣生。例如房屋、桌、椅、櫃、橱、洗衣機、冷氣機、電視、相機、書本、簿子等「四」邊形的東西，不勝枚舉。又如坐計程車、打麻將、玩橋牌等，通常也以「四」人爲伍。一年有四季，四年一閏年。諸如此等，皆爲人與「四」之緣。於是，「摸塌口」，不僅一節四拍而已，且多採用了四分之一拍於其中；「四」分之一，也是緣於「四」。加以「摸塌口」，其整支曲子，絕對不超過十節，即以十節爲其極限。其所以如此，乃因天數「十」爲大調和狀態所致。同時，超越十，天數又必還和於一到九中。這樣，就等於第十一節以後的曲子，會有和前十節重複的韻味，或前十節之韻味猶未盡的情形了。換句話說：歌，倘若是人心眞我所直接流露出來的，那麼，就必能在十節之中，完全表現出其歌詞內涵，方爲正確。「摸塌口」，確確實實地做到了這一點。
　　一年之中，我出版了四四○支歌。我所以這樣拼命，其目的，不是爲名，更非爲利；我，只要人心安祥，人間安祥，如此而已！

公元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
蔡肇祺

勇邁
─序─
不怕困難，
挺起胸膛！
卽使人心險惡，
天理昭著，
人定必順天。
問心無愧，
正必勝邪！
勇邁直往前程！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蔡肇祺

　　肇祺今生，從少年開始作詩，迄今，所留下的尚可看的作品，乃是十七歲那年作的，而七言律詩，則二十四歲那年作的。由於肇祺作詩，只在把當時迴盪於胸中之感觸寫出，於是，詩的種類，便不限制於某一種，有古詩，有今詩，有詞，有散曲。而古詩中，又有七言古詩、七言律詩、七言絕句、五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絕句、樂府；詞中，又有依牌格之詞與不依牌格之長短調，而後者，則且恰似唐前之樂府者；散曲中，又有小令、套數與肇祺稱之爲「散曲」(把「散」字讀第四聲)的不依元朝規格者。又，肇祺所說的「今詩」，乃是一般所言的「新詩」，肇祺所以說「今詩」而不說「新詩」，乃因「今」字對着「古」字，如：「古今」、「古往今來」，而「新」字，則對着「舊」字，如：「新舊」、「喜新厭舊」的緣故。個人的作品，先於當今的，稱「舊作」，不錯，但肇祺寡聞，却沒聽說過把先人的詩作，稱做「舊詩」的。肇祺是一個戇直之人，只想：先人的詩作旣然稱「古詩」，則今人用當今白話之詩作，便稱「今詩」來得妥當罷了。把唐前的詩稱做「古詩體」的，也是今人，那麼，這今人，怎麼會把用當今白話之詩作，稱做「新詩」了呢？這一點，乃是肇祺所費解的。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一般都在使用「新詩」兩個字這一點，總使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國家的道統的肇祺，覺得遺憾。尤其是在寫將付梓的這部書的序之際，緬懷唐朝詩人們的功績，而反觀當今專在作白話詩的詩人們，其連自己在作的詩類稱呼也未正，這，怎能安唐代以及其前詩人們的在天之靈呢？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在這一部「七言律詩五一五首」的這一篇文章，纔促使肇祺，特地把這件使肇祺有過多年感慨之事寫出來。
　　於唐朝定案的律詩，乃是我國這段文明的奇葩之一。而其中的七言律詩，對人心的去執、充光，最具偉大功效。人都喜歡創新，不錯，這，不僅不是一件壞事，且是一件當然、應該之事。然而，倘其創新連帶着忘本，則先人所訓：「擇善固執」，就等於枉然了；這種人，難道覺得：自己的祖先一無可取？肇祺所以在這裏提到此事，乃因唐詩太偉大，後人有責將其一直流傳下去，絕不可因其一味創新的孤行，而斷送唐詩的生命在我們這一代的手裏。人心多不古，也不可不古到抛盡祖先的心血！此乃肇祺的人生觀。
　　作七言律詩，必須具有上舉觀念，纔有可能作成、作好。只要學會七言律詩的規格，則不必費時半日，然而，要作好它，却不是一年半載之事。最重要的，還是先培養自己成一個眞正的中國人。因爲，一個眞正的中國人，應該是：不論其人在地球的那個角落，起碼也在愛着自己的祖先，也在愛着自己的祖先所流芳到今的心血，即道統，纔正確的。一個人，倘不失其爲中國人，則筆下有了風霜，就必定能作成、作好七言律詩的。
　　近數年來，爲了救人心，肇祺作七言律詩的機會較多，而肇祺今年五十五歲，又，大宇宙間的最大天數乃是五十五，基於這數點，肇祺纔集了五一五首的七言律詩，來公諸於世。這五一五首中的三一八首，是肇祺五十三歲那年十月以前的全部作品，加上了同年十一月的作品一首，都供直接救人心的七律連曲與治心十三法之用了。其中，組成七律連曲的有二六五首，爲例治心十三法的有五十三首。使肇祺驚訝的是：該組成二十六首連曲的二六五首七言律詩，竟然得以在保持其於諸連曲中的先後順序下，合連成一首等是組成自二六五首七言律詩的大連曲其結果了。於是，肇祺就把它命名爲「空靈曲」。在本書中的這二六五首其編排，就是依「空靈曲」其狀態；這樣，不僅較不佔篇幅，且又可使讀者觀取其各首之間的聯貫性。這，對讀者而言，應該是更有益的。在這裏，肇祺要聲明一點：出版這部書的目的，只在發揚七言律詩，並非在宣傳七律連曲，因此，讀者大可把「空靈曲」中的諸首，一首一首當做單首七言律詩看。至於爲例治心十三法其同題諸首，亦可如此。
　　肇祺所作的七言律詩，有作歌時譜曲而塡作詞者。這，或許從來沒有人這麼作過。然而，從心的世界而言，以這個方法作七言律詩，對作者本人之心，却很有益，尚且，由此作成的詩，其悲憫人類的分量，亦有過於直接作出者。這，只是一般人不容易做罷了。肇祺所以一併出版這部分，乃由於它也是肇祺作的七言律詩所致。集在本書的，只是作品，並非成作品的方法，至於末章諸篇，也只爲了供參考之用而已。這一點，亦願讀者明察。
　　李白，沒有讀過中文系；李白，只把他的至情吟、寫成詩。作詩，原本就是這麼一回事。作詩，不必理論化，因爲，詩人，畢竟不是學者。但願有緣看到本書内容之人，與肇祺共同來維護中國的命脈，此乃因七言律詩也是構成中國道統的一員，而一個國家的道統，又即是該國家的命脈的緣故。

公元一九八八年
　五月二十七日十五時五十三分
　　　蔡肇祺

　　作詩，是人生的一種享受，而這裏的一○○首，即是於這種享受中的我的最大快樂。從第一首《境界》到第一○○首《觀小苑番石榴盆栽有感》，就把還是一個青年人的我，變成爲已是一個老年人地，飛逝了我的人生時光，四十四年又兩個月了。而雖於第一首《境界》之前，我也已耽於這種享受九年半了，但，以國字作的詩而言，我卻未曾有過這麼大快樂。這一點，對生在臺灣，而光復後方有機會正式學國字的我來說，也是一件很當然之事。
　　詩作，不管是詩、詞、散曲，要能好，其實，單靠筆下風霜是不夠的。筆下風霜固然重要，但，心胸的開闊、生機的充沛，卻也很重要，而這兩者，靠的，正是：作者之心良知赫赫、正氣凜凜。此乃我使我的詩作，走過來的途徑。
　　作詩，雖是個人的權利，但，於其權利中，卻必須存有：有用有益於讀者的爲人即成一個好人的義務纔行。倘非如此，則其詩作，豈非就是自私自利的表現罷了？詩旣言志，那就必須做到：能啟發人的心志向上、向善！此乃我的淺見。
　　古詩與散曲，我一向作得少；詞，則年輕時候作得多，爾後就很少作；今詩，則近十數年來，幾乎不作了；至於絕句、律詩等近體詩，則自從我懂了國字後，一直到現在，還在作。而近來，我最樂於作的，就是七言律詩，因爲，七言律詩，乃近體詩中用字最多的詩格，所以，較容易把我教人的作詩三要訣其「實」、「穩」、「密」，表現得無遺，而再加上其三、四、五、六句兩副工對帶來的樂趣，又眞耐人享受所致。於是，這裏的一○○首，纔成自：五言古詩二首，七言古詩三首，五言絕句十三首，七言絕句十七首，五言律詩十二首，七言律詩四十二首，詞三首，散曲四首，今詩四首；而這，在本冊，乃依其作成時間的先後順序編排。
　　有生之年，到這水平的詩作，究竟還能寫出幾首？這，我自己也料不出；但，我卻慶幸：四十四年餘來，竟能享受到了這一○○首其最大快樂。一趟人生中的作詩這種享受，乃依其所成作品的水平，來獲取成其比例的快樂的，於是，其水平愈高，則其快樂也就愈大。然而，對詩作，人亦各有所好，各有其所以爲的水平。但，這，卻關係着其人閱覽、吟咏詩作的經歷，其人心境，以及其人所抱的主觀、客觀態度。所以，這裏的一○○首其水平如何？這，就任有緣接觸到本册人士，去評定啦！但，我還是認定：這裏的一○○首，的確是我活到今天所成的上選詩作。
　　但願這一○○首，能有用有益於有緣人的詩作上進、心胸開闊。

公元二○○一年
　六月三日二十時三十二分
　於臺北市本會會館
蔡肇祺

　　這是我的第九本歌集，合上這一本，我已出版了四○○支歌。
　　在這四○○支歌當中，我已盡我的力量，把我國固有文化中的詩、詞、曲，以聲韻表現出來了。
　　詩，不該是只屬於文學家的東西。因此，當年白居易，若其詩在家中做，則必朗誦給隔壁的蕭媽聽，而不識字的蕭媽倘有所不解，那麼，白居易就把該詩作廢了。
　　詩、詞、曲，乃人人眞我感受的赤裸裸文句表現，不用敲，不必叩。白居易、李白、王維、李商隱等人之詩，都是這一類的。而唯有這一類的詩，才能很調和上我的曲子，因爲，我的心是天上界心。
　　我所作的曲子，都是以如來界以上諸世界之光譜成的。所以，人而能常哼唱它，必很有用於增加其生命力，以令他增強其活的勇氣、毅力，來向善，成一個好人。
　　歌詞，倘若是我作的詩、詞、曲、句，則其中必含蘊着我所說的「根本人理」，這也是近來我所以未曾另作說神理的書籍的原因。但願有緣，至少亦能將歌詞中的「根本人理」老老實實地實踐於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中，來切實地愛己，愛人，愛社會，愛國家！

公元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
蔡肇祺

收穫
─序─
勞力勞心，
默默耕耘，
並不爲甚，
只在盡分。
應是結果自然來，
等待冀望何需？
耕耘却無收穫，
必盡錯分，
必未承天時地利人和。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日
蔡肇祺

　　設若有人鍊了數十年的楊家太極拳，而連一點勁也沒有，還是全然不曉得甚麼是太極勁，却敢批評：太極拳沒用！張三丰祖師與楊露禪宗師的功夫，都僅是虛傳罷了！則這個人，會被眞的鍊成楊家太極拳之人，甚至自己沒鍊，但却曾親眼見過鍊到家之人露了幾手太極勁的人，把他看成甚麼樣之人呢？又，設若有人，平生都沒鍊過太極拳，也沒看過眞鍊到家之人露了太極勁，而就敢批評：太極拳是吳家的好，陳家、楊家等的，都不行，則這個人，又會被前例中之兩者，把他看成甚麼樣之人？
　　其實，旣然拳如此，則辭、詩、詞、散曲，又怎麼會不是如此呢？人，各有所好，不錯！然而，倘其所好，悖逆了天理、道德、國法，則仍可動用「人各有所好」之句，來免其罪行嗎？這，除非他是一個已發了瘋之人，否則，肇祺相信：沒有人會以爲仍可動用這句話的！那麼，於天理、道德、國法範疇裏，旣然有其不可動用「人各有所好」這句話的場合存在，則於形成一個國家的道統之一員其範疇中，是否亦具不可動用這句話之場合，方爲正確？是的，此乃天經地義！因爲，如果那是生意場上的外行人說內行話，則尚可把它當做兒戲而一笑置之，然而，設使那是事關一個國家的道統，則該國家的命脈，便會斷送在其胡亂所好之中啦！這，肇祺以爲：非同小可！
　　基於這個大原則，肇祺把十年來所作的五音之歌中，其歌詞爲先人大作者，精選出了六十支，而把它集成一部，來公諸於世。這六十支歌，乃是譜了先人之流芳大作七十三首而成的。而這七十三首，乃依時間之先後，則自戰國的屈原，到明朝的戚繼光，共十七位先人，其堪稱最上乘之作品。好的作品，必出自好人，此乃由「道德文章」這四個字，即可明白。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好人的作品，便都是好的；好人，當然，也有其不是很好的作品。因爲，藝也好，道也好，並不是像研究自然科學般地，先人研究到那裏，後人便可從那裏開始，接下去研究的東西。這，例如：父親雖鍊就了一身好太極拳功夫，兒子却也無法從其父親的巔峯功夫開始，接下去鍊一般，藝與道，總需要自己本身從頭鍊起。這，當然，也就有其功夫還不大好的時候啦！作辭、詩、詞、散曲，又怎能例外呢？只是，修文，以心力爲重，不像鍊武，須並重心身，所以，其被在修時間之長短之約束，便得以較少罷了。換句話說，修文，則尚有爭取到童心未泯之便，而贏得天賦之力，來成其作品的可能，此乃比鍊武佔便宜之處。這一點，由王維十六歲作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及白居易十五歲作的「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便可看出來。而這種現象，在作辭、詩、詞、散曲時，很容易產生，此乃由於辭、詩、詞、散曲，皆爲一個人其眞我所流露者的緣故。於是，一般所說的「筆下有風霜」固然重要，但，赤子之心容易流露眞我這一點，也是不可忽視的。
　　作者，是好人；作品是其上乘傑作；而其上乘傑作的具體內容，乃除了其文學價值而外，且又是百分之百，受其守護、指導靈善導而成者，即不攙雜絲毫魔味者，這樣，纔夠格稱得上有用、有益於人人。人，絕對不可爲了出自己的名、獲自己的利、弄自己的權、擴自己的勢，而胡亂地把自己的作品公諸於世，如此，則有時，便會落得等是在造孽的後果來！所以，肇祺，纔只把先人的這七十三首，特別推薦給世人。因爲，肇祺覺得：連自己個人都不該做上述之事，則豈可因肇祺的作爲，而使先人蒙造此孽之冤？所以，要推薦給世人的，應該就是：唯使先人得以益增其功德的始可，方纔正確！身爲後人之肇祺，受了先人之恩已夠多，方得以有力欣賞其大作了，焉可反而去恩將仇報？肇祺的這種人生觀，或許會有人笑愚罷？但，肇祺總覺得：愚，又有甚麼關係呢？愚而含笑死，總比聰明過度，而死後「取萬古之淒涼」，划算得太多啊！
　　並且，這七十三首，肇祺又只選譜曲成歌後，必顯得出作者其人風韻之大作而已，而不能顯得出其人風韻的，則即使是其上乘大作，亦把它割愛了，這一點，敬請有緣鑒諒。肇祺所以這麼做，只一個原因：希望後人，更能嚼賞到諸先人其屬於他個人的醍醐味。這樣，後人纔會認眞而虔誠地去熱愛某位先人之大作，不然，則其喜歡、喜愛，便總離不開人云亦云的範疇啦！
　　張泌的「雜詩」，劉庸倚的「水仙子重陽三闋」，流傳到現在，都變成「無名氏」的作品了。但願由於肇祺的已把它「物歸原主」，而不至於再被後人，又把它逐出去流亡於「無名氏」之中！
　　屈原的離騷，乃中國這段文明的初期代表作；它，且是楚辭的精華。然而，由於距當今已遠，以至於其用字、用詞，對今人來說，總覺得有點兒陌生，尤其是其讀音。其實，中國字的讀音其難於相同，並不是僅由於古今之時間差異，纔會產生出相異之事實而已，且即使是在同時代、同時間，倘以兩種方言，譬如廣東語音與閩南語音念同一首詩，相信也會具許多字，其兩種語言的發音，會有相異之事實產生的。所以，後人倘不明白屈原本身當時讀離騷之發音如何，且又不知詩經中諸詩之作者，對其被後人集於稱做「詩經」這本書中的作品其讀音，而就說：「因爲，在詩經中是這麼讀，所以，離騷中的那個字，也要這麼讀！」，這，眞是太荒謬啦！後人怎麼會曉得，春秋戰國的時候，也具我們現在在說的「普通話」或「國語」呢？像上述的說法，倘不先假設春秋戰國時，具當今的「普通話」、「國語」這全國性的通用字音，則怎麼不會想到方言發音這件事？到現在，作古詩，還是有很多人，在用方言發音，來做其用韻與平仄之標準的呀！
　　離騷，乃是楚辭的佼佼者，後人學作楚辭也好，研究楚辭也好，應以離騷爲榜樣、爲依據，纔正確，此乃肇祺的淺見。然而，事實又是如何呢？眞是呌人拍案驚絕！因爲，當今之人，竟然有說出下面之話的：「離騷的某某字，應該讀甚麼音，其韻纔對！」。試想：旣不曉得楚辭是否一定要嚴厲地押韻，且自己本身所以認識楚辭，又是從離騷起，在這種實況下，却反而敢批評楚辭頂尖作者的屈原，其頂尖作品的離騷說，這裏應該怎麼樣，那裏應該怎麼樣！彷彿他就是給屈原啟蒙楚辭的導師，這，究竟是甚麼科學態度？人，眞的該這麼對先人嗎？肇祺的膽子，也算大的啦！然而，面對着如此態度，却也會起戰慄的呀！尚且，更使人不知何去何從而定然會起迷惑的是：其指該怎麼讀的字，竟然只是離騷中佔極少部分的字而已！這，怎麼合乎邏輯呢？要嘛，全部照戰國時的念法，否則，就都依當今國語音去念，豈非如此，方合乎邏輯？不然，實在太恣意啦！文學也是一種科學呀！也要合乎邏輯纔對的呀！
　　使人迷惑，使人覺得矛盾，這，絕對不是對先人之愛，這，更不是對後人之愛！因此，有關先人大作之著作，須做到：使後人更容易懂，而不起疑、不覺得矛盾，讓先人之大作，變成更平易地來近後人，此乃發揚先人大作之人，所必須負起的職責！基於這一點，肇祺，便大膽地把離騷中的古省寫字、古通用字，都更改爲古正寫字、今專用字了。至於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詞其讀音，因尊重當今字典之編者尊意，且不願使讀離騷之後人，因翻字典而生疑，所以，字典中特別提到，於離騷是怎麼讀的，則肇祺便也就取該讀音了。而肇祺所據之離騷，乃沒給漢朝而來之人，所更改、誤植的原本離騷。肇祺這麼做了，即使屈公在天之靈有所責怪，却也無所懼，因爲，肇祺只是但願國人得以更加容易親近離騷罷了！
　　本書的六十支歌中，以李白的詩、詞譜成的有十六支，以李煜的詞、詩譜成的有十五支，只這二位先人的大作，就佔了過半數之多。這，並沒有特別理由，只是他們兩位的大作，確實上乘的較多，如此而已。
　　能生爲中國人，肇祺覺得很幸福！於今，且又能把這段文明的先人之辭、詩、詞、散曲，其流芳到今的大作，譜曲成歌，而使其更流芳下去，這，肇祺，深感榮幸！這又眞的是：名符其實的「歌頌流芳古到今」啦！

公元一九八八年
　八月十日十七時四十七分
蔡肇祺

　　詩是人作的；詩人也是人。於是，人應該是怎麼樣的存在，人要活成怎麼樣纔還算是人，而作者本人又是如何等内容，應該就能從其詩裏清楚地看得到。
　　詩是作者其感觸的表現。旣然是人的感觸，則只要其人活着且清醒着，就必然地有所感觸。這麼說來，一個人於其家常中的種種感觸，則只要具某程度之深，只要值得表現，就定能成詩。
　　人旣然活着，則年年的四季更迭，就必定會促人有所感觸，如四季其風、其雨，其炎、其涼；而這對應是多情善感的詩人而言，其感觸，也就會更深一層了。如此，則又必會表現爲詩。
　　詩，出自人的至情，於是，就必定會與天地的有情渾然一體。這個時候，人與人之間的悲歡離合，也就會顯著地鉤繪出其情之眞、其情之深。因而思人思地、念故念舊之情，就會由衷奔放而出，不能自已。如此一來，詩人又怎麼能不表現成詩？
　　詩雖是以字表現出，但它畢竟應是從人其赤衷所流露出的生命故，其成詩字字，也就應該躍動着生命、充塞着生機。於是，使人覺得的，乃當然地以作者的熾熱生命、蓬勃生機、浩然正氣、至深情誼爲主。
　　人作了詩，而又公諸於世，則非有用、有益於人怎麼可以？否則，爲何要發表？是爲炫耀才能？或爲獲取名利？設若這麼說了，則果眞言重，那就說輕鬆一點：爲使詩壇的生機得以蓬勃，這樣可行？那麼，彷彿必定有用、有益於人其一般所謂的「醒世詩」呢？如何？它具流芳數千年過來的「聖賢書」其實際嗎？而作者本人，又是否已確實做到其詩裏所說内容了？這種種，應是詩人、作詩之人於發表其詩之前，會在心中盤旋的問題。
　　從作了五十年的詩後其兩年四個月又九天之間的拙作中，選出八十八首舊體詩詞，來成這一本詩選。由這八十八首，相信讀者不難看出前六段所述内容。而這八十八首，且把它分成爲五部，每一部中的詩其先後順序，則僅依其作成時間，但五個部其詩，却是愈後之部爲愈優。
　　我是生命，而人其生命的存在態度，應是正正堂堂、不屈不撓，且其所以能如此的依據，即是：良知赫赫；於是，就命名這本詩選爲「疾風勁草香」。因爲，不必說到良知赫赫，只尚存良知之人，要能活在當今時潮，就已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願這本詩選，能給尚存良知之人，活的勇氣與毅力。

公元一九九九年
　十月二十一日十六時五十分
　於臺北市本會會館
蔡肇祺

　　作了四十多年的詩了。只對詩的一股熱愛，時而會促使我拿起筆和稿紙，寫下了當時點浮在心頭的感觸、感慨，而就這麼地寫作了很多詩。
　　我的詩，槪括了古詩、今詩以及雜詩、詞、散曲等，想作甚麼就作了甚麼；若說迄今沒作過的，那就只有辭了。其中，爲了救人心魂，七言律詩也就作得特別多，因要把它組成爲七言律詩連曲的緣故。這裏我所說的古詩，則已包括了絕句與律詩。
　　無論怎麼說，詩的用字，總是比文少。因此，作詩的最基本功力，就是無一句離題。而用字簡單、用句通俗，乃成好詩的必需條件；這由李白的「靜夜思」，即可明白。
　　作詩的功力，絕不可表現成用字艱澀。其實，古來，會作詩之人，其用字都很簡單，而其用句也都很通俗。作詩的功力，乃愈深，則愈能使用簡單的字與通俗之句，來表現成高度文學水準、水平之作。
　　使用典故，乃是作詩的一種措施，尤其是作古詩。然而，使用了典故，則一首詩如成自五十六個字的七言律詩，其典故而外，純屬作者自己所表現出的字數，便也就較少，即純屬作者本身的創作的内容與表現之力，便須打折扣。所以，我的詩，除了年輕時候的作品外，幾乎都不刻意地使用典故，或都不用典故。這，除了上述的理由而外，爲了合時，能直接地表現出，讀者便也較容易明白。但，有的，我就把典故化成爲自然流露或無形，這樣，行家與一般讀者，便都能受用：懂典故之人，可知典故的另一表現法；不懂典故之人，能依其所知而單純地明白含意。作詩的功力，並非使用典故爲高，那是一種錯覺，因爲，當今的時勢，已異於唐朝。
　　詩，斷然與文相異，尤其是今詩。今詩，絕非把白話文分行寫成的東西，那還是文，而非詩。因爲，詩句，絕非文句。雖然，一篇好散文，讀起來會具如詩的韻律，然而，那還是一篇散文，而不是一首詩。這，如何分別？只有多看、多作一途！
　　唐朝的時候，地球上，除了中國而外，也有外國。而今人所說的古詩，在那時候，絕大部分，也是當時的今詩，可是，先人却沒採用外國語文詞句於其詩之中。這是事實！其實，每一個古老的國家，都有其道統存在，所以，生爲一個泱泱大國的中國人，當然不必落魄到採用外國語文詞句於其所作詩中！此乃我的淺見。
　　散曲中的套數，現在作的人很少，我也作得並不多。而我作的，到踏入心國不久，還依其牌格來作，但，其後，明白了自己曾活過了馬昂夫一世，於是，爲了使元朝散曲的特色，能表現得淋漓盡致，尚且，亦使今人能不至於礙於難記住牌格而就却步於習作它，我也就不依牌格地作起了它。然而，倘曾活過元朝，而又成名於作散曲的那一世意識，沒流露到今世的表面意識，則今人而要作散曲的套數，乃是一件極不容易之事。至於散曲中的小令，我通常作的，則以天淨沙爲主。
　　詞，起自李白，而李煜打牢了底子，以至大盛於宋朝；而我，也活過了李白與李煜二世。而因李煜，於當時，就已把其後人稱做「詞」的作品，都稱做「長短調」地但强調其用句的長短爲該類作品的特色，所以，踏入心國之後，我就不按詞其牌格地作起了詞，且把它歸類於「雜詩」之中。至於樂府，則我也把它歸類於雜詩之中了。
　　唐朝之前的先人，留下了辭、古詩、樂府；唐朝的先人，留下了以今人來說也屬古詩的五、七言絕句、律詩；唐宋先人，留下了詞；元朝的先人，留下了散曲。而今人，要留給後人的，在詩的範疇裏，當是甚麼？應該就是今詩罷？是「今詩」而非「新」詩，因爲，唯有「今」，纔對得起「古」；「新」，則只能對「舊」而已。我，只聽說過把個人其先前作品稱做「舊作」，却沒聽說過把唐朝以前的先人的詩作，稱做「舊詩」！難道中國人，眞的非落魄到連詩類也定要學外國人的稱呼不可？今人眞的以爲中國的道統無一可取了？「古」，明明是對「今」啊！我覺得：今人，必須把先人留下來的好東西發揚光大，且又必須留下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好東西給後人。因此，作詩，不可只偏於先人留下的類格，更不可不理不睬先人留下的類格，而只一味地作自以爲的或如外國人作的今詩。那都乖離中道即中庸之道。而其結果，又必會產生不同愛好之人的互相排斥，以至遺害文化。宋朝的詞，等是其時的今詩，可是，蘇軾却不僅詞好，古詩也很好，只憑其七言絕句「花影」，不就堪稱千古絕唱？人而有緣並世而同好以詩，則應該攜手發揚自己的國家屬於詩範疇的文化，不該互相輕蔑、排斥，那只不利於個人、國家而已，應是君子不爲！這，也是我的淺見。
　　我作的七言律詩，可分爲三類：一是供組成連曲的；一是爲例治心十三法的；一是不供組成連曲，非爲例治心十三法，我稱它做單首的一般性的。供組成連曲與爲例治心十三法的，乃以救人心魂爲主，並不全屬純文學性，前者，雖也集了三首，但在這裏，我却不想談及，有興趣，則請參閱拙著「七言律詩五一五首」。而在這裏，則僅提我稱它做單首的一般七言律詩。這種七言律詩，除唐朝爾來已成爲規格之項目外，我又自加了三項規格，這樣，能方便於今人作成好七言律詩。這三項規格如下：
　　（一）必須大工對。所謂大工對，就是三、四句的用字，倘於五、六句又用到，則五、六句其字所對的用字，須與三、四句其字所對的用字相同。
　　（二）一首八句，其並排横列用字，不可相同。
　　（三）一首八句，其二、四、六字的平仄，可不合乎古來規格者，以十字爲限。但，這個時候，若以一般格論，已超過了十字，則可論以王維格或李白格、杜甫格或通明界格等，如此，則或未超過十字。有關這數格之内容，則請參閱拙著「七言律詩五一五首」第五章中的「通用七言律詩規格」。
　　我，十三歲起愛詩、作詩，現在已五十七歲。說漫長也是漫長的這四十四載歲月，其實，却會在短暫的一趟人生裏，輕易地流了去！十多年來，我，詩，作得很多，可是，留下來的，却不到其十分之一。這，或許是當場作給呌我老師的有緣參考之作，佔了很多所致。因爲，面對着呌我老師的有緣，我很清楚：我該做的，僅是使對方眞的能詩、會詩，而絕對不能爲了顯露自己的才華、功力！就是由於堅守這個原則，我，一個晚上雖作了二、三十首，但，堪做爲夠格稱該時點的拙作者，便也寥寥無幾了。而在這種場合裏，我作詩的速度，乃只費在疾寫的時間而已者爲多，不管其詩的種類、題、韻等，是自定，或對方指定，或全照對方的。
　　詩，必須以眞、善、美中的眞爲主。這也就是說：詩，必須以合乎實際爲其骨幹，而其實際，又必須實際在其人的身的經驗、心的經驗、魂的經驗。而在不能兼顧眞、善、美三者的狀況中，作詩必須先把握到的，是眞，而非善或美。當然，最好是眞、善、美三者都能把握到，不然，就只把握眞與善兩者，或僅僅把握住眞。這，也是我作詩的一個原則。試想：人而妄言，則已屬非，那麼，人所作的詩，又怎麼可以存有妄詞、妄句？不實際、不眞，豈非就是妄詞、妄句？其罪，又豈止於不知愁而强說愁而已？
　　浮了思，就疾速地寫出整句，最好是一整句接着一整句到成首。這是作詩的要領。不要想了半天，也寫不出一句；不要想了一會兒，纔寫出半句；不要即使不想就能寫出，但只是半句；不要一會兒就能寫出一整句、數整句了，却無法再接下一整句又一整句到成首。那即使終能作成了一首詩，却要屬好詩，則很難！合乎作詩的要領而作成了首，倘覺得有所不妥，就修改它成完整，於其即後或其翌日，一次，再一次地。這是成詩的途徑。
　　作詩，不要怕别人看般偷偷摸摸地作；這樣，即使作得出好詩，却也上不了大雅之堂。因爲，有人曉得你會作詩了，則有朝一日，便很可能會有同好者，來和你酬和詩。而等對方一寫詩給你了，你能不酬和他嗎？這是中國的道統呀！何況能詩、會詩之樂，且盡在酬和之中！僅可獨自一個人在般地作慣了詩，則一逢到有別人在的場合，就會作不出詩來，這樣，則怎麼能在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場合中，來和人家論詩而酬和呢？所以，我纔敎有緣，於多人在一起的當場，作得出詩，作得成詩，且要在短時間内。詩的酬和，大都以古詩爲主，而我也但具酬和古詩的經驗罷了。其所以會是古詩爲主，乃因古詩，具固定詩格之緣故。倘無規格可循如今詩，則又怎麼去步同韻或同韻尾字、同尾字等地酬和呢？但，這，並不就斷定了詞、散曲、今詩等的無法酬和；倘雙方的關係是知己、知音，則相信那還是有其可能的。這裏，我只是在鼓勵讀者，養成於和别人在一起的場合，也作得成詩，這麼地過來，纔容易享到酬和之樂罷了，只因酬和詩，乃是愛好詩之人其一大享受。
　　詩，原本就是人的至情表露出來的東西。由於發自至情，所以纔袒露純潔、樸實，於是，就含有了眞；由於發自至情，所以纔彌漫慈愛、正氣，於是，就含有了善；由於發自至情，所以纔撩起共鳴、嚮往，於是，就含有了美。而詩所含有的這眞、善、美，也就自然而然地與天籟好合了韻律，使詩一被眞的能曲、會曲之人譜上了曲，就淋漓盡致地表現出其内容來。這也就是我所以時常會感慨：「要作成好歌，則必須先有當其歌詞的好詩。」，其原因。然而，這，並不是說好詩就必能作成好歌；其實，詩，有的，却是無法作成歌的。只是能作成歌之詩，倘其爲好詩，則作成了堪定案之歌，就必定是好歌罷了。而我所說的「天籟」，即是動用通明界即天上界的天日界以上諸次元世界之光或全容界諸區直接現象化之光，來作曲所成之歌。
　　集在這裏的六十四首詩，是我四十四年來所作之詩的精華。爲了使容易數稱，詞與散曲的數做「闋」，我也都數爲「首」了。這樣，較方便於綜合其數稱。
　　由詩，可知其人。這句話，對我來說，很正確。面對這六十四首，我，如同看到了光陰流水中的我的影子。詩，亦可看到其人的足跡。這，對我來說，也很正確。這六十四首，確確實實是我今生迄今的足跡。我這影子、這足跡，倘能有用於有緣之人的爲人以及走正其人生些許，則萬幸！

公元一九九○年
　八月十五日十三時五十三分
蔡肇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