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草民隨筆老

　　我是一個：以宇宙的太陽與異鄕的月亮爲生命資糧之基，而求心安之道，一路走過來之人。而就在其道上，詩，也成爲其所不可或缺的生命資糧的一員。於是，從虛歲十四歲即足十三歲的九月十日即中秋起，我就開始作起了詩。而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我也開始鍊起了武。
　　由於我是一個土生的臺灣人，出生後到足十二歲所活的，正是日據時代的環境，所以，從幼稚園到小學所受的，乃是日本教育，直到臺灣光復後進入了臺南一中初中部，我，纔認識了國文。這也就是：我早年作的詩，以用日文寫的爲多的原因。集在這裏的第一首，乃存留在我的詩稿中的頭一首用中文作的詩。它，我作於公元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四時十五分，是我在讀臺南一中高中部的時候作的，當年，我，足十八歲。而這一首，且是擬被說爲無名氏，其實是北朝盧湖所作的「敕勒歌」而作成的。然而，我却愛詩！於是，從高中時候起，我就拼命地充實國學。而到了讀臺大藥學系期間的丁酉年即公元一九五七年，我纔對作中國詩，稍稍有了眉目。
　　詩，我除了「辭」而外都作。而我又把樂府、不按牌格的詞等都稱做「雜詩」。於是，歸納我作過來的詩的相異類格，則有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雜詩、詞、小令、套數與今詩等十一種。而單以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與七言律詩等，於唐朝，奠定了其基而又開了花、結了果的詩的四種相異類格而言，我，七言作比五言多；而七言之中，又，早年絕句作得較多，近十年來則律詩作得較多。其所以如此，乃七言比五言表現出的内容較豐富，而律詩，又因有三、四、五、六句的雙聯副之存在故，較容易增强筆力。但，這也可以這麼說：七言比五言好作，七言比五言通俗。然而，我却非因好作纔多作，而却因爲通俗纔多作；此乃：畢竟，我今生是負救人心魂的使命來的緣故。還有一點可說的，就是：我活李白那一世，七言律詩作得太少了，所以，今生，我必須把它補過來。
　　做中學生時候，每週要寫週記，於是，我幾度也想自己寫下日記，來清晳往後的回憶。但，多想寫，却也都寫不了幾天就中止下來。而一本、一本等於是空白的日記簿，後來，就被使用在其他方面了。於是，我就把作詩這件事，當做了寫日記，雖不是像日記般地天天寫。當年，會使我有了這種想法，相信是我活過的文天祥那一世，其經驗使然的。而我所存留下來的頭一首中國詩，是擬如詞的敕勒歌，且結婚十年的感慨，又以詞牌格綺羅香寫，這也是要我踏入心的世界後，我曾活過的李煜之筆力，我得以受用所致了。因爲，即使有了多輝煌的往世，倘今生的表面意識中，不具相當程度的同類内含，則一個人是沒辦法受用其往世之力所致啦！而我所以會作不按元朝小令牌格而更富散曲味的套數，乃因我踏入了心的世界，而又恢復了本來面目阿咖諦沙，纔能把生於元朝而作過散曲套數的馬昂夫那一世之力，輸入表面意識來做我今生之力，且又把它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的。但，以上所說的，却也要我具活過李白、李煜、文天祥、馬昂夫等曾作過詩而又達某一程度筆力的往世，纔有可能。因爲，現象界人而要但憑其有生一輩子之力，就能成一藝、達一道，那絕對不可能！
　　我是癸酉年生的，而今年又是癸酉年。就在這輪迴了一甲子、到來了耳順之年之際，我把今生活到今天所作而存留下來的詩，仔細地看了又看，而選出了這百首。而我所以這麼做，却尚具一個原因，那就是：今年的十二月八日，恰逢我踏入心的世界二十週年，因而於其前，我要出一本堪說是畢生力作之詩。去年七月，我出版了「我所認識的太極拳」，那是我今生的武的力作，而這一本「一介草民隨筆老」，應是我今生的文的力作。照理說，踏入心的世界二十週年的紀念性著作，應該是有關神理方面的來得適當，這，不錯。但，太極拳，我却未踏入心的世界，就能發隔物的凌空勁了，而詩，我却踏入了心的世界、恢復了本來面目後，纔能作到十一種相異類格，而又纔寫得出一般人寫不出的内容來。如此說來，則這一本拙著，亦當然可做爲踏入心的世界的紀念性作品啦！而我所以在這裏提這件事，乃在說明這一本詩選的重要性。
　　以我活過李白、李煜、文天祥與馬昂夫等四世再加上今生的作詩經驗，則好詩其好，必好在其「實」，好在其「穩」，好在其「密」。「實」，乃内容平實適中；「穩」，乃句句坦然不突；「密」，乃結構愼密老到。捨此「實」、「穩」、「密」三項，而言詩之好壞，乃我這條魂之所不知。其實，人而懂得詩的好壞，則其人必定已作成了相當多的好詩，否則不僅不可能，也不合乎邏輯。看過、讀過、背誦過、研究過，和其人作得成、作得好，乃兩回事。然而，千餘年來，詩，却被未曾作成上百首之「詩人」，斷定了先人的大作其好壞！於是，先人的大作，就人云亦云地到了今天，好詩，則有的，被埋沒，而非好詩，則有的，却反而被歌頌成了千古絕唱，以至害得愈後來之人，就更認不出詩其好壞來。這，眞是罪孽！更甚者，則如清朝的孫洙，心血來潮要編甚麼「唐詩三百首」，而自己又不全力以赴，還賴其妻幫他選抄，以至明明在「草堂集」中的李白的「靜夜思」是「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鄕。」的，就把它抄錯爲「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鄕。」，害得時人、後人，大都隨着也犯上了奉其假傳之罪了！然而，人而會受其騙，却因不知會作詩之人，其所作之詩，起碼也會考慮到内容之「實」這件事所致。試想：凡是中國人的牀，豈不是都放置在房屋之内？當然是啦！那麼，面對開着的門，而坐在牀前踏脚板上的李白，如果明月光是通過門而照到牀前來的，則他還會疑是地上霜嗎？霜這個東西，眞的會降到屋裏來？李白，眞的笨到會以爲這樣？不然，牀前的明月光，他怎麼會疑是地上霜？荒唐！他看的是屋外地上的月光啊！這樣不就很合乎邏輯了？難道爾後的文人，連上述常識也沒有？否則在當大學中文系、國文系教授的，怎麼也還有人在以爲「牀前明月光」纔對？至於三句，則倘是「舉頭望明月」，那豈非就會使人覺得：李白是坐在屋外、庭院的？其實，他是坐在牀前呀！坐在屋外之人，即使不是專爲了賞月、看月光，則他要看月光，却也看天上或屋外的月光纔合乎邏輯啊！怎麼會反而去看屋内牀前的月光了？有這回事？豈有此理！後人眞的大都把李白當做瘋子了，是嗎？而一個人，除了他是正坐在屋外、庭院而外，在屋裏，眞的能舉頭望明月嗎？這，除了從天窗望而外，有可能嗎？而又，誰說當年李白寫「靜夜思」的茅屋，具天窗的？由此也曉得，「舉頭望明月」是錯的！事實上，他是舉頭望門外不遠處那山頭上的月，於是，他也就寫下「舉頭望山月」了。他的人，始終都坐在牀前踏脚板上。「靜夜思」的前三句，都是從那裏通過開着的門，他所看、所望的實況。而這，就是好詩所必具的三個條件中的頭一項「實」了。李白和後人無寃無仇，且當今的「李太白全集」所載的「靜夜思」，又明明是「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鄕。」，在此事實下，除非你姓「孫」，不然，又何必唯孫洙之妻所抄錯之句是憑、是奉呢？如此，則你又何必去讀、去誦李白之詩？孫洙夫妻，現在還在連償界受苦！他倆一人各要墮連償界七千年，只因爲以孫洙之名編的這本「唐詩三百首」中的一五七首，有和原詩不一樣之處的緣故！
　　有的人作詩，乃憑甚麼靈感一來，而想到一句或數句好句，就以那一句或數句，去作成一首詩。其實，那並非一首詩，而是把原先那一句或數句，裝起如詩的框子罷了！這，呌「裝句」，而不呌「作詩」。這又正如同把一張畫，裱褙起來，或裝在框裏一樣。這種裝句而成之「詩」，具一特徵，即：其一首當中，只原先那一句或數句，特別突出。於是，作詩而成了一首後，使人覺得其中有一句或數句特别好，則那一首詩，就稱不上好詩了。因爲，一首詩當中，有一句或數句特別突出即好，則那不就等於其餘諸句相對地顯得不好，則它怎麼能屬好詩？外行人就是不懂這一點，因而一首詩，只要使覺得那一句好，他也就不管其好是否在上述的「實」其範疇之中，而一味地以爲甚至斷定那是一首好詩了。其實，那頂多也只是「句好」而已，並非「詩好」。所以，倘其人所作的詩都這樣，則他就並非一位詩人，而只是一位造句家了。造句家所裝句而成的作品，當然就不同於詩，且又當然不能與詩相提並論纔對啦！不懂詩之人，就是不知這一點，纔會誤及時人與後人，而把非詩當成了好詩，去歌頌、流傳的。外行人說内行話而當起專家、權威，去誤人、害人，這種罪孽，怎麼至今仍被人忽視着呢？可嘆！所以，作詩，必須顧慮到上述的「穩」。不然，連詩都作不成了，則又怎麼能作成好詩？而就是不懂好詩必「穩」之人，也纔不曉得李白的「靜夜思」，究竟好在那裏的。
　　並且，上述好詩必具的「密」，如果不具「穩」，則也就無法顧及「密」了。試想：「密」，則需要做到一首詩其結構上的呼應，因而倘「呼」的一句突出，而「應」的一句不突出，則要如何去「呼應」呢？有可能嗎？若有，則那又是非我這條魂之所知啦！而那又很可能就是一首不顧呼應之「詩」。那怎麼會是一首詩、一首好詩？或那並不是一個心存中國道統之人所作的中國詩啦！若是這樣，則那當然也就非我在說的詩啦！地球上之人類，其這一段文明的中國詩中，最容易顧及其結構使「密」之詩格，即是合稱七言律詩與五言律詩的「律詩」。因爲，其一首八句，有三、四句與五、六句的二聯副之自工對、大工對，而除任何類格之詩，都需要顧及其必須一句連着一句這件事外，尚有：起首句的「起」，二句承首句的「承」，四句轉到五句的「轉」，六句折爲七句的「折」，以及末句合七句的「合」。而還要加上：首句的呼，末句的應；二句的呼，七句的應；三句的呼，六句的應；四句的呼，五句的應。以上，都樣樣顧到了，且顧得好即表現得隱隱約約不露骨了，這樣，一首好詩，也纔告成。作律詩而外的其餘類格之詩，雖沒像律詩那麼嚴得明顯，但，一句必連着一句外，起句的重要，却也關係着其整首，而其句與句之間，往往也存有「承」、「轉」、「折」、「合」，又，其前後之句，也仍存在着呼應之事等，都絕不能忽略的。這，就是「密」。我所以常教有緣，要增強作詩的筆力，則多作七言律詩之因，在此；而其所以是七言而不是五言之理由，則已在前面提過了。
　　然而，「實」、「穩」、「密」三者，却存有一道底線。那就是：作詩，不能因太顧慮其能具「實」、「穩」、「密」，而失去詩味。這也就是說：作詩，不可「實」、「穩」、「密」到詩味奄奄！因此，欲成好詩的「實」、「穩」、「密」，乃須在不失其詩味之下做到纔行。於是，能成好詩之詩，則必爲具詩味而做到了「實」、「穩」、「密」的文學作品。而就在此原則下，又能使其句句、全首生機勃勃，這就必爲好詩。而已做到了上述狀況的好詩，若要分其高低，則只賴兩個因素即可：一是筆力，一是生機。筆力愈高，生機愈大之詩，則爲愈好。集在這裏的百首，就是以這裏說的筆力與生機兩個因素，而把它分成了九組；且其一組中的諸首，又同樣地以其所具筆力與生機，再分高低，而把愈好的，列於愈後。因而倘讀者能仔細地讀，而比較，而領會，則相信必能看出其端倪來。倘讀者本身也能詩、會詩，則更容易分辨得出。
　　這九組中，第一組十七首，是我踏入心的世界之前之作，第二組到第九組合計八十三首，是我踏入心的世界之後之作。且把九組百首合起來說，則爲我足十八歲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足六十歲十月一日之作。於是，這一本，可說就是我四十三年來的心血結晶。這，以時間言，則足六十歲即今年作的爲最多，有四十九首；以詩格言，則七言律詩爲最多，有三十九首。其餘，則我足五十七歲作的有十二首，足五十八歲作的有十首，足二十四歲、五十四歲、五十九歲作的各有三首，足二十五歲、二十六歲、二十七歲、三十三歲、五十三歲作的各有二首，而足十八歲、二十一歲、二十二歲、二十八歲、三十四歲、三十七歲、四十九歲、五十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作的，則各有一首。而有關詩格，則除了最多的七言律詩而外，七言絕句具十六首，今詩具十二首，五言絕句具八首，五言律詩具六首，詞具五首，雜詩、小令各具四首，套數具三首，七言古詩具二首，而五言古詩，則具一首。
　　我，足四十歲踏入心的世界後，到足五十五歲之間所作的詩，可說，都是爲了救人心魂而作的。因此，其間之詩，以純文學立場來觀看，則好的，總是不多。於是，足五十六歲即公元一九八九年起，我就又恢復從前未踏入心的世界時候那以純文學立場，作起了詩。這變化，乃因我能以詩救人心魂的，我都已作所致。集在這一本的詩，都純粹是文學作品。這一點，請讀者能記住。而我所以特別提這一點，乃因如此，纔更加有助於讀者能澈底地認識到，眞正的中國道統之詩其眞面目爲緣故。換一句話說：集在這一本的詩，都是本一脈道統的中國詩，絲毫不雜任何其餘之味！於這一段文明，連這一世，我已作中國人八世：我是後人稱爲大禹的文命，我是後人稱爲孟子的孟軻，且我是李白、李煜、文天祥、馬昂夫，我又是流楊家太極拳的楊露禪，而今世的我，即是一介草民的蔡肇祺啦！請讀者不要以爲：怎麼有名人都是我？其實，我這條魂，無論那一世，在生都澹泊於名利權勢，只不過都拼命於爲中國、爲中國人做一點甚麼過來罷了！名，乃是後人給流的，絕非我這條魂在生時自己求、自己留的！這一點，也請讀者弄明白。說眞的，如果我蔡肇祺愛名、愛利，則今生，只我的太極拳與神通，就早已享盡榮華富貴了，怎麼會到現在，還住在斗室，在作詩、出版書呢？
　　一首詩的好壞，決定在其首句，首句起得好，則其詩必有成好的可能，否則絕對好不了。這是第一要訣。一首詩的句句，都要整句地寫出，這樣，纔是正常，若是一出來只是半句或數字，那是病態，成不了好詩。這是第二要訣。詩，要各種詩格都作，不要只撿易作、想作的詩格作，如此，則擴大不了心胸即養不出詩心，且筆力也增强得極爲有限。這是第三要訣。多作七言律詩，因它最能增强筆力。這是第四要訣。詩，要慣在多人在的場合裏作，如此，則筆力必增强得快。這是第五要訣。作詩的基礎，在於工對，有緣就多做工對聯副，這，不僅對律詩有用、有益，且對任何詩格之詩，也都有用、有益。這是第六要訣。今詩，絕不可攙入洋味，這樣，則不僅今詩，且連其他詩格之詩，也都將會散得支離破碎。這是第七要訣。以上七要訣，乃專爲初入門者寫，但，相信眞的會中國詩的大家、方家，則必也會認爲絕對對。所以，請讀者，勿等閒視之。作詩而守着這七要訣，又循着上述「實」、「穩」、「密」三項，則剩下的，乃只待其人筆下風霜之足了。
　　詩，乃：有感慨而作，有題而作，爲酬和而作，爲試筆力而作，爲增筆力而作。這五種場合，乃是我所以作詩的緣起。人生，乃是累積點而成線的東西，爲主的，爲重的，是其日常生活、家常瑣事。所以，人其入詩的内容，不要只撿人生大事，那就一輩子作不了幾首。現在，很多在作詩之人，都僅以出乎其家常之外之事爲内容入詩，這，並不正確。尚且，倘僅以這種内容入詩，則其人所作之詩，便很容易偏倚於誇大其辭或裝模作樣之範疇，以至乖違詩之堪成好詩其三條件中之「實」。這以逢甚麼典禮、聚會纔寫，見甚麼貴人、貴賓纔寫等，而可明白。即使是家常中的芝麻小事，即使是時潮裏的一點感慨，都能寫，都會寫，這樣，一個人纔有可能成能詩、會詩的。且倘愛詩而在作詩之人，眞的這麼做了，則他也纔有可能維持其詩興於長久的。
　　我是一個長年遊子。足四歲就離鄕背井到臺南市上幼稚園，接着上小學，而逢二次大戰的空襲而輟小學返鄕避難，而一光復，又到臺南市上臺南一中初高中，接着到臺北市上臺大，之後入營服預備軍官役，而退伍自大金門，接着又闔家遷徙永和，而就一個月出差上半個月之職，而棄職專顧自己開的扶生藥局，而踏入心的世界，而爲了能一心一意地救人心魂，終於在足四十四歲的二月十五日，應有緣之請，離家活在衆生之中，而先居於臺北市金山街寓所，繼而居於本會即中國意識科學研究會會館至今。如此經歷，當然地就成爲一個長年遊子啦！怎麼能說不是？
　　澹泊名利，虛懷若谷；歷盡滄桑，但爲贏己。這四句，是我從足十三歲起，藉文、藉武、循理、循道而走在求心安之路上的我的一貫人品、人風。於是，我，從呱呱落地的南化，走到了永恆故里的至中界！而詩，就是其歷程中的很重要一員即一個人生伴侶、一道生命資糧。詩，我就是這麼地愛過來的！但願讀者，亦能從本書，而獲取到人生伴侶、生命資糧。

公元一九九三年
　十月一日二十三時二分
　於臺北市中國意識科學研究會會館

蔡肇祺